红柳之歌

在阿里高原，植被稀少，绿色难见，但在溪流边的沙滩上常能看到一种生命力很强的灌木——红柳。

我第一次见到红柳，是在狮泉河烈士陵园。2010年7月底，我们刚到阿里不久，就集体到狮泉河北边沙坡上的烈士陵园祭奠。在“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下长着一圈两米多高的红柳，可是再远一点的地方，一直到山上全是石块戈壁，寸草不生。看到这种不成形的灌木长在这不见一滴水的沙石之中，我觉得很是好奇，问了同来的当地干部，才知道那是高原上耐旱的红柳。墓冢上的红柳，是上世纪80年代阿里军分区和阿里行署为李狄三等烈士立碑时栽上去的，护陵人员经常浇水，它们就成活了，长得非常旺盛。

阿里加木河边的红柳

那次见到红柳之后，我很久都没有再见过，似乎要淡忘了。可是，一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我与几位藏族同事在饭馆吃放，饭桌上他们为我热情地唱歌敬酒。其中有首敬酒歌叫作《狮泉河的清泉水》，其中一句歌词是“再献上一枝六月的红柳花”，再次引起了我对红柳的兴趣。“红柳花好看吧？”我一口气喝完敬酒问道。“美得很，现在不是季节，你可以去米玛部长那儿看照片。”对方回答。我当真找机会去了米玛次仁家。他指着一张类似香山红叶的林木，说：“这就是红柳。”我很惊诧，我记得红柳是带刺的绿色柳叶植物。看着我疑惑的神态，米玛说：“这是9月的红柳，红柳6月开花，9月变红，故名红柳。”我问这么一大片红柳，在哪儿能见到，他说下个月他要去加木村拍照，可以把我带上。

9月份很快到了，不巧的是米玛去内地学习了，我就鼓动援友江波开车和我一块儿去加木村。加木村就是一个月前我们抗洪救灾的地方，当时天黑没有看清楚是否有红柳。车子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看到公路右前方有一片红色的林子，像戈壁滩上燃起的熊熊火焰。车从戈壁滩拐进这片密林。林子中间有一条河，两岸全是红柳，向上游看望不到头。我们非常兴奋，离开陕西几个月都没有见到林子了。我和江波、老党等人在林子里漫步，拍照，捡彩色石头，仿佛回到了内地。这时听到江波叫：“河里有鱼！”我低头一看，清澈的河水里，几寸长的小鱼悠闲地游动，竟然没有为我们的突然造访而警觉。季节河里的小鱼生命短暂，但是能在红柳倒映的溪水中间，安静地享受9月的阳光，是一件多么痛快的事啊。我们都有点羡慕小鱼了。从那以后，每年9月我们都要去看红柳。

二十世纪70年代的狮泉河镇

再次见到米玛，我对加木红柳赞叹不已。他说他的照片就是在那儿拍的，那是目前阿里最大的一片红柳。“可惜啊，听老人们说过去狮泉河方圆几十公里都是红柳，卡车钻进去，外面都看不到，现在没有了。”米玛感叹起来。我询问缘由，他给我讲起了狮泉河红柳的往事。

上个世纪70年代初，阿里还属于新疆管辖，狮泉河镇上成立了一所地区中学，培养初中生，由于生源短缺，三年级以上都可以去上学。米玛当时十三岁，读三年级，便也到地区来上学了。他到班上一看，自己竟然成了小兄弟，年龄最大的近三十岁。周末时间，他和噶尔的同学放羊，在学校南边的红柳林子里捉迷藏。那些红柳枝杈有茶杯粗，有一次他躲到树枝上，小同学怎么也找不着，现在想起来都很开心。当时柳树被砍得很凶，到处是树根，不小心就会绊倒，但那时不觉得砍柴做饭取暖有啥不对。80年代，大学毕业后他在地区中学当教师，取暖还是个大问题。那时，南疆发现石油，还没有炼油厂，有人从新疆运来原油，把砖头放在里面浸泡几天拿出来烧，却弄得乌烟瘴气，特别是人闻着受不了。因而，许多单位都去挖红柳根，米玛也跟着同事们开着小卡车去挖树根。他们到外滩一看，到处是大坑，都让人挖得差不多了。“我们找到一处，根太深怎么也挖不出来。校长请来推土机，把上面的沙石推开，用钢丝绳把根绑住，司机开车往外拖，才把根拉出来。根有小碗粗，一窝红柳根，我们就把车装满了。大家非常开心，因为谁红柳根挖得多，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有些大树根挖不出来，还钻上眼放炸药轰炸呢。”说到这，米玛问我，“我家里房上现在还有红柳根，你注意到没有？”

米玛家在红柳花路上，从红柳花路到文化路一带的“居民二区”，现在都可以看到许多居民的平房上堆着小碗粗的红柳树根。八九十年代的红柳根能够存放到现在，是因为90年代开始从新疆调来了原煤和焦炭，同时一些单位还给职工宿舍搭建太阳能暖棚。米玛说，他家在红柳花路上的房子就是90年代盖起来的。听到红柳花路，我忙问它的名称是否与红柳有关。他说，红柳花路的名称与阿里地区行署的搬迁有关系。

阿里行署过去在今天的噶尔县昆莎乡办公，后来看到狮泉河有山有水，位于新（疆）—（西）藏公路、黑（河）—阿（里）公路的交汇点，特别是拥有东西长四十公里、南北宽十公里的原始红柳密林，就在1966年把办公地点搬迁到狮泉河。那时地区首府是按八百人的规模设计的，五六年后职工就要居住临时搭建的住处了。文化路上是简易的房子，再向东全是红柳林子。那时便把边界的小路取名为红柳花路。到红柳花路，意味着小镇向东已经到头。当然，现在城镇向东已经扩展到燕尾山下，红柳花路完全处在城镇中心的位置了。

作者与藏族同事狮泉河边植树

“红柳挖光了，我们开始受到自然界的惩罚。80年代末，由于植被严重破坏，夏天一场洪水，几乎把狮泉河镇给淹没了，我当时的学校也进水了。”米玛感叹道，“特别是1990年开始，一刮风漫天风沙，天昏地暗，沙子打在脸上，疼得受不了，男女都用围巾裹着脸只露出两只眼，可是沙子直往衣服里面钻，防不胜防。最讨厌的是，每天早晨起来都要铲沙子出门。有一次我们住的门口堆积了一米多深的沙子，把我们困在宿舍里，三四个小伙子铲了一上午才能出门。”

“那时气候真是太差了！”我不由得惊叹起来，“现在好了，基本没有风沙了。”的确，现在几乎没见到什么风沙，除过大风天气，空气是一尘不染。“这都要归功于行署的推动。”米玛继续讲述。砍伐红柳的惩罚，最终引起了地委行署的高度重视，从90年代初开始，行署便要求地区所有单位分片包干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警醒的人们，干劲很足，在狂风暴沙中，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进入21世纪时，新的野生红柳和移栽的班公柳在狮泉河的戈壁滩上开始发苗显绿，风沙减小了。

我到阿里后，每年5月都参加植树。同事们植树的兴致非常高，中午一般不回去吃饭，藏族同事带着干肉、酥油茶、新疆的烙饼，还有四川豆腐干之类。大家围在一起吃吃喝喝，非常开心，像过林卡一样，饭后继续干活。休息之余，我看到早年栽植的红柳枝条，最粗的已经有大拇指粗了。在雪域高原，二十几年长这么粗，实在不容易了。它们可是人们长期培育的成果。阿里的生态非常脆弱，但只要人们坚持不懈，精心呵护，再过十年，几十年，上百年，狮泉河乃至整个阿里的植被会越来越多，气候会越来越温和，越来越适合人们居住。

六月暴雪，红柳花冰中绽放

到阿里之后，高寒缺氧无法进行跑步、打球等剧烈运动，我养成了早上散步的习惯。狮泉河岸边上长着一米多宽的红柳，由于人工栽植定期浇水，树叶绿得比较早。美丽的候鸟在河流上空翱翔。每年5月我都到河边散步。那时，河冰还没有完全融化，但印度洋的候鸟早已跨过印度，飞过喜马拉雅山，来到狮泉河。随着天气转暖，河边散步的人慢慢多起来。身穿羽绒服的中学生在绿枝下晨读，手摇转经筒的老人从身旁走过，小草从河床的冰层间钻出，黄鸭在水流中畅游，候鸟在碧空中盘旋，一副美丽的春天景象，使人如临画境。

美景确实令人难忘，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耐寒的红柳花。2013年6月中旬，狮泉河气候一反常态，天上下起雨来，往年7月才能见到雨水，下大雨要到8月。雨连续三天越下越大。雨停了，天并没有晴，竟然下起雪来，院子里堆了厚厚的一层。两天后，天气放晴，一大早我穿上棉衣去河边散步，抱着侥幸的心理，看能不能见到久违的红柳花。因为内地一场倒春寒，常使花儿枯萎，树叶重新发芽。到了河岸上，我惊呆了，红柳花依然鲜艳地开放着，只是花枝上压着一层厚厚的冰雪，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壮美。花色没有变化，是不是冻住了，我不敢肯定。第二天早晨再去，疑虑打消了：一天太阳之后，冰雪早已融化，红柳花依然盛开，更美丽，更壮观，更动人。

红柳的生命力极强，耐寒又耐旱，不怕海拔高，据说在日土海拔5000米的雪山岩石下还长着成人胳膊粗的红柳。看到红柳，我想起了阿里的干部群众，他们勤劳朴实，精神抖擞，世世代代在戈壁荒原展现芳华，沐浴蓝天。我又想起献身高原的先烈和内地干部，从李狄三、孔繁森、张宇等英烈，到刘京府、李玉建等在狮泉河工作三十多年的现职干部，他们一旦来到高原，就扎根高原，像红柳一样，艰苦奋进，奉献青春。我还想起《红柳之歌》——援友张宇的感人事迹激发起领队田建文的灵感，他创作了这首歌，歌颂张宇，勉励大家学习榜样，取得更大进步。田建文还说要把这首歌作为第六批援藏工作队的队歌。

今日狮泉河两岸楼房林立

我觉得可以把这首歌的范围推广一些，献给所有愿意扎根雪域、奉献高原的人们。

在这世界屋脊的屋脊上

生长着一片又一片高原红柳

你那百折不挠的品性坚守着家园

装扮了荒天野地的风景线

戈壁莽原，你在坚守一方净土

风拂荒寒，你把生机献给人间……

神山前的夏季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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