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县委书记 掀开了陕西数字造假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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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8坊
早安，坊友们~今天是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农历三月二十日，西安晴，气温14-31℃，空气质量指数（AQI）83，良。
近日，接受审查已有4月的原岐山县委书记何宏年有了最新消息。秦风网发布通报：经查，何宏年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出借财政资金，安排虚报经济统计数据。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涉嫌贪污和受贿犯罪。
在陕西近年来的反腐斗争中，何宏年不是第一个落马的县委书记，但通报中的有关“数据造假”的表述，让这个嘲笑“群众不爱种菜爱告状”的县委书记成了“首次”和“典型”。通报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狠狠撕掉了“数字政绩”、“数字腐败”的遮羞裤！
垒出来的“数字政绩” ，招商引资是重灾区
无独有偶，与何宏年几乎同时公布的，还有一起经济数据造假案：吉林白城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经济数据造假，未严格执行全国经济普查方案要求，危及以普查数据为基础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决策，透支党和政府公信力，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对此，有专家表示：压实工作作风，树立正确、务实政绩观深入人心，2019年，也将是狠打“数字造假”拉开战幕的一年。
目前，关于何宏年“数据造假”的相关细节尚未公布。但在数字上“苦唱大戏”的案例，并不鲜见。
2016年2月、3月间，为了降低监测数据，时任环保长安分局环境监测站站长的李森、时任副站长张锋勃多次进入长安子站内，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干扰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
2017年，丝博会对外公布揽金超11650.7亿元，对此媒体对比GDP总额的巨大数字出入，提出强烈质疑。对此，官方至今未公布当时承诺的“调查结果”。
2019年，西安公布“校友经济”的签约成绩16198亿元，媒体经多方核算，依旧提出质疑，面对丝丝入扣的核算盘问，官方未回应，至此尚无定论。
“数字造假”，实则由来已久！
产值没完成，大笔一挥就能增加几十万元；增长比例没达标，改成“达标”就行了。群众称这些数字为“摸脑壳数字”。而造假方式，则是能直接修改，就大笔一挥“看着填”；不能直接修改的，为了“垒出政绩”，方式更可谓五花八门！在此，纰漏几个典型案例。
其一，偷换概念式。
这类风险较小，通常以打擦边球的鬼畜概念，垒高数字。
以陕西某省属文化企业为例，据陕西省社科院研究文化产业的赵姓专家透露，为了上报成绩，在统计收入时，该企业通常也会将“所圈占的土地升值部分”统计进去。“比如，在某个县已经圈了一部分地，虽然什么都还没建，土地却在升值，利用这一点，他们用空手道的方式，将升值部分计作自己的盈收。你说是收益吧，他什么也没做。不是收益吧，土地圈了就是他的，价格也确实在上涨。将成本和盈收，偷换，垒政绩。”赵教授说。
其二，囤积“奇货”式。
这招更加隐蔽，简而言之就是“把真实的数据在正确的时间抛出来”。
2017年，在坊叔的走访中发现，韩城某村整体收入尚可，一些贫困户可以退出，但同行的某政府部门官员透露，“还不是时候，先不退出。等到需要表彰、统计或者推典型案例时，再公布真实数据。看起来会是我们这个村子在短短一段时间就能让这么多人脱贫，这就是杰出成绩、典型样板。”
说到这里，也不得不提何宏年当时正在主政的岐山县。有多名干部反映，上报贫困户时，为了“照顾人情”将一些非贫困户统计在内，只等“正确时间”公布脱贫数字。结果，制度篱笆逐步扎紧，骑虎难下，“从数字上看我们的脱贫速度很慢，退出成绩不好，其实有一些就不是贫困户，现在要解释也是砸自己的脚。”
其三，“友情演出”式。
这招用的最多的是招商签约活动，“假签约”甚至几乎已是一些地方“公开的秘密”，而固定资产投资和招商引资则是数据作假的重灾区。
一位参与招商的工作人员说，为了完成“邀商”任务，会到兄弟省市找对口单位求援，请人家出面组织企业参展，尽量能“签约”。对方有此类需求，当地也会全力配合。真有项目还好办，多数没有干货，或者落不了地，双方只好“表演”签约。“有的项目只有几千万，却在签约上包装成几个亿，联合招商，但是在土地等数字上面做一些工作。反正就是数字好看。”他露说。
尽管上到中央领导人，下到普通老百姓，对个别地方的数据造假早已“人人喊打”，但为了逃避责任或者“垒出政绩”，挖空心思的数据注水现象依旧存在。
数字出官？踩着公信力和百姓上位
数据“注水”问题的背后，是“数据出官，官出数据”的扭曲政绩观在作怪，也与违规者存在侥幸心理有关。
有区县招商局干部曾告诉208坊，为了在一次大会上增加签约金额数目，确实采用‘不当手段’撑高数据。“因为几乎所有区县都在强调西洽会揽金多少，你数字太少了也不好看，领导也没面子。”
专家指出，数字造假多以地方主政官员有密切关系。为了好看的数据，为了让自己的政绩更亮眼，便“工作不够，数字来凑”，把不好看的数据进行修饰遮掩，甚至直接修改了事，给上级交出一份满意的答案，以期得到好评。
“一次造假，往往最后次次造假，因为堆高的数据，总不能突然变低，会被问责要求解释的。于是从基层到上层，层层造假注入水分。另一方面，这种造假歪风严重影响干事氛围，甚至在一些地方搞造假攀比，唯恐自己真实一下就吃亏。你能上报9亿，我就能上报19亿！”赵教授说。
下级官员为邀功请赏，蓄意弄虚作假，夸大成绩；上级领导官僚主义作祟，凡事单凭看数字、听汇报，不愿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即使下去，也是走马观花，不愿面对“残酷的真相”，只是“睁只眼闭只眼”。
而监管不到位，处理、处罚难有实质性的触动，也是一些地方数据造假难以根治的原因。不仅处置“轻拿轻放”，甚至有些数据造假外，还能获取上级政府资金支持，获得其他收益，于是一些地方“集体编剧”，骗取政策倾斜。
正是这种“一拍即合”，让数字造假有恃无恐，甚至“屡试不爽”，越垒越高。而造假危害也是逐年累计的，越来越大。
目前，除了何宏年的经济数据造假被通报外，吉林白城统计造假已造成恶劣影响，被狠批：透支政府公信力。数据“造”出了官员升迁，买单的却是国家和百姓。须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一个数据有瑕疵就会造成整体偏差，如果许多数据都是被“优化”过的，可能严重影响重大国家决策。
据208坊入驻经济学专家曾姓教授介绍，“比如，虚增的财政收入，数字造高了当然是自己的功劳。但是这些虚增的收入却会实打实影响到老百姓将来的税费调整，更会影响到转移支付给地方的份额。无论怎样算，吃亏的还是百姓。”
数字造假，这种“政绩”要狠打！
一些部门、行业的领导用浮夸来骗取上级的信任和支持，经济、环保、脱贫、教育等数据造假，很多时候又与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结群出现，构成“数字腐败”，腐蚀党的肌体。
对此，专家一致提出：杜绝“数字造假”，关键要严惩“数字干部”。
此次，在关于何宏年的调查中，除了公布贪腐问题之外，“经济数据造假”被罕见点明提出，给“数字腐败”一记实锤，成为陕西反腐斗争的一大亮点。
而关于“数字虚高”问题，陕西早有纪检机关介入的先例。2018年5月，陕西宁陕、平利两县五一假期旅游数据对外分别公布为13.99亿、8.2亿，一时舆论哗然。随即，纪委监察委已介入调查。
“长安环保数据造假”案后，陕西联合监管惩戒机制，明确：弄虚作假或将移送司法机关。
在陕西，“数据造假”的违法违纪成本将会越来越高，对其惩戒适时引入反腐、监察、司法等程序，也势必威慑“数字政绩”。
就全国范围来看，继吉林之后，4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又公布青海省两地统计违法案件的通报，涉及多家企业虚报、瞒报以及有关部门干预统计数据等。媒体提出，今年将是各类数据“挤干水分”的一年。
当然，除了严打“关键少数”的倒逼，引导正确的“政绩观”、塑造良性的评价标准和用人机制，同样重要。
“首先要‘正源’，改变政绩考核的指挥棒，才能破开数据的迷信。组织部门应适当改进干部推荐考察方式，在选人用人上更注重实际才干，特别是改变唯GDP论的问题。其次是‘正本’，纪检监察部门应严惩干扰数据真实统计的违法者，尤其是挖出数据审核、复核链条上的灰线，问责对这种行为不敢管、不愿管，甚至帮着隐瞒的失职者。”曾教授建议。
美好的未来，以真实的数据为地基。在“大数据”时代，依然是“真数据”提供着发展规划的运维法则。稍有偏差，影响的可能是十年的发展，背锅的却是百姓。数字造假，不仅仅是浮夸风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腐败的问题，而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原则问题、底线问题。
毕竟，结果不会陪着你“演戏”！
（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