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阿里｜防恐与守边

三月份直升机在狮泉河镇上空盘旋

作者：谢恩主

[敏感月]

2011年3月的一个周末，我躺在床上还没起来，突然听到楼上有飞机的马达声，披上衣服走到窗前一看，一群鸽子自西向东急速飞翔，一架直升机正从楼顶上飞过，另一架直升机从不远处飞过来。

看到这种情形，我心中马上意识到3月是“敏感月”，难道有什么突发事件？赶紧穿衣起床，还没来得及洗脸，飞机又飞过来了。我当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想打电话，已停电两天了，手机早就没电了。仔细听一听没有什么动静，我用热水擦了一把脸，提着榔头小心地打开房门，走到院子门口看了看，戈壁滩的积雪上除 了凌乱的脚印，什么也没有。飞机声音这么大，飞得这么低，怎么没有人出来？这些年轻同事觉可睡得死啊。我正在琢磨，飞机第三次飞过来了，院子里还是没有动 静。我感到疑惑，但不那么紧张了，回去放下榔头，穿上黄大衣，准备到街上看看。刚出职工住宅区大门，就听到哨兵吹起了号子，接着是警车的鸣笛声，广场边一 组绿色军车快速地向西行驶。军车后面，紧跟着一组装甲车，装甲车之后是几十枚蓄势待发的大炮，大炮后边是荷枪实弹的战士在奔跑。路边警笛长鸣，空中飞机在 盘旋，看阵势像是要打仗了。

特警在地区行署广场巡逻

肯定有情况！我心里虽然紧张，但继续向广场移动。五星红旗下，两位武警在站岗，旗杆与马路之间停着一辆特警车，十几个特警在广场上巡逻。广场上除了 武警、公安，基本上没有人，又冷又瘆。在我转身返回时，看到远处行署食堂门口，有人对我摆手，是援友王云锋，我心中轻松了许多，两个人都向广场中央走去。 当我们快靠近的时候，军车、大炮、坦克又过来了，我指着车队问云锋是否有什么情况了。“正常巡逻。”云锋笑着说，“我也是被惊醒的，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是敏 感月巡逻。巡逻还弄这么大阵势，把人吓的。”我们聊了一会儿，大早上穿着棉大衣，腿还冻得直哆嗦。不知不觉人多起来了，有手摇转经筒的老人，有跑步的藏族 小伙子，还有形形色色的过马路的行人。阳光照在雪地上，雪光反射到蓝天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自然，似乎只有我们两个指着飞机大惊小怪。

武警战士在狮泉河镇巡逻

我们决定去咸阳饭馆吃饭暖和一下。刚把包子端上桌，地区广电局长刘京府进来了。刘京府刚值完夜班，来吃早点。我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部队上街巡 逻？”“3月10号。‘3·14’之后，年年都这样。”“‘3·14’拉萨暴乱，‘3·28’是农奴解放纪念日，没听说过‘3月10号’的？”

藏族同胞庆祝“3·28”农奴解放纪念日

其实，“3·28”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的。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下发文件说，201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要利用“3·28”、七一等重要节点组 织好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一查资料才知道，2009年初西藏自治区做出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1951年西藏和平解 放时农奴制没有改变，1959年3月，达赖和西藏贵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割出去，以便永远延续农奴制。他们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被解放军反击后逃往印 度。达赖叛逃后，中央政府随即于3月28日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同时废除农奴制，让农奴翻身做主人。

达赖出逃前的最后驻地罗布林卡

“‘3月10号’是达赖逃跑前在拉萨全面发动武装叛乱的日子。逃往印度后，达赖集团把‘3月10号’作为谋求西藏独立的一个纪念日，经常在这个日子 制造事端。达赖把人整得，我们不仅白天要加班，还要值夜班，觉都睡不好。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刘局长解释道，他匆匆忙忙吃完饭就加班去了。

从3月12日开始轮到我值班了。按照地委要求，带班领导不能离岗，二十四个小时值班，吃住睡全在值班室。这样的煎熬，我是第一次尝试。吃饭要靠自己 打电话让外面的饭馆送，上厕所、洗漱，都要找副部长来暂时替代。13日下午才旺副部长临时代替值班，让我出去吃晚饭。回到值班室的时候，他特别强调：“明 天就是‘3·14’敏感日，一定要提高警惕。地委要求晚上不睡觉，可能有暗访组查岗。”一连几天待在值班室，我有点憋不住了，问道：“内卫值班搞得太紧了 吧，狮泉河有军队、武警、公安，还有啥不安全的？”“谢部长，维稳这条高压线不能踩。地区有督导组，自治区有暗访组，一旦发现值班人员不在岗，无论职务高 低、贡献大小，一律免职。前几天，一个单位的领导回家吃饭，家和办公楼在一个院子，检查时不在岗仍然受到处分；还有一个单位的干部，值班时出去向老家寄钱 被免除公职。”

援藏干部在中印边境扎西岗边防连检查慰问

“组织要求咱肯定照办，但实际上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吧？”

“哦，话不能这么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恐怖分子无孔不入，阿里前些年就抓住过企图搞破坏的‘藏青会’分子。”看藏族同事觉悟这么高，我很是敬佩。

“这都是达赖害的，敏感月天天睡办公室，我们也忍受够了，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一起值夜班的国吉说。

“达赖分裂祖国，制造恐怖，中央何不派人把他抓回来，绳之以法？”我想起前几年曾颁布过反对分裂国家的法律。

“抓不成啊，达赖在国外组织流亡政府，自己和一些贵族头目已经加入印度国籍（后来，我查资料得知，达赖等人想入印度国籍，印度官方没有答应）。”和我们一起值班的小白（白万鹏）解释说。

“唉，还是中国不够强大，要是像美国一样，直接到印度就把人抓了。”国吉感叹道。

“年轻人，希望在你们身上，好好学习长本事，你们强了国家就强了，像美国一样，看还有哪个国家敢支持达赖？”才旺笑着说。

“是的，你们好好干，中国的实力如果能与美国抗衡，解决自己内政问题就容易多了，何愁一个达赖？”我也附和着。一番闲聊，心情好多了。“谢部长，坚守岗位。”才旺说着离开了。

才旺走后，我们继续聊起达赖的事情。据值班同事讲，达赖在印度的流亡政府，有“内务部”、“财政部”、“武装部”等，机构健全，几百个公职人员；而 且还有上万人的武装力量，少部分在达赖老巢警卫，大部分混在印度边防部队里，在边境上搞破坏。武装分子退役后，从边境潜入藏区，煽动僧众，制造事端。

“3·14”事件发生之前，在狮泉河就抓住几个“藏独”分裂分子和“东突”恐怖分子。“他们化装成老百姓不好辨认，搞得这么紧张也是没有办法啊。”在宣传部工作了七八年的小白说。

屹立于布达拉宫广场上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

“不用紧张。阿里农牧民觉悟高，虽然地处边境离达赖很近，至今也没有参与过什么分裂的事。”来自日喀则的国吉显得很自信。

大家正聊得起劲，突然停电了，我只好拿出手电筒，躺下休息，保持警惕。两位干部躺在硬硬的藏式长椅子上，让我躺在地上一块海绵垫子上。电褥子没法 用，只好和衣而卧，照样很冷。大家都在骂达赖。按要求是不能睡的，事实上我也睡不着，又冷又胸闷，眼前不断闪现过去在电视上看到的“3·14”事件的报道 画面。

一位叫卓玛的藏族姑娘指着北京中路一个烧毁的店子，声泪俱下地告诉记者：那个店子叫“以纯”服装店。3月14日下午，她们六个人看到街上一片混乱， 吓得关了店铺，躲在二楼仓库一张小木床底下，大气不敢出。后来，她们听到有人砸门。突然，外面静了下来。卓玛想出去看看，她的同伴次仁卓嘎死死抓住她： “别去呀，他们有刀，会杀死我们的！”卓玛挣脱掉，跑到一楼，顿时惊呆了：一楼已经火光冲天。她赶紧向同伴们大喊：“逃命啊，他们放火啦！”卓玛钻出窗帘 门，低头狂奔；而其他五个女孩没有跑出来。随着卓玛的讲述，镜头切换到事故现场：五个女孩子全部在小床附近，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脸上还带着血丝，有 的被烧焦，面容难辨。字幕上显示了她们的名字，其中有几个是汉族小姑娘。五个花季少女在恐怖分子的大火中丧生，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接下来的画面更加残忍：医院、学校、公交车上，到处打人、砍人，暴徒一边行凶一边狂笑。街道上，一个汉族妇女被追赶上后割掉耳朵；一个藏族男子被泼上汽油活活烧死……

地区文化广场和燕尾山

想起“3·14”画面，我深刻地感觉到达赖实在是太可恶了。我们本来是支援落后的边境地区搞建设，现在却要把时间花在执勤维稳上。我正在地上翻来覆 去，突然听到外面的野狗狂叫。我坐起来，听一听没有其他动静，又躺下去。不过，好在我值班期间，不但狮泉河一片和谐稳定，遇到暗访组检查时，我们也是全员 在岗。这是我第一次通宵值班。2012年前半年，我累计睡在值班室的时间有两个月。晚上值夜班，白天上班，让人感到体力不支。最难忘的是，2012年3月 26至28日在地区公安处值班，楼上有厕所，吃饭有人送，七十二个小时硬是三层楼没有下过。早晨，接受自治区维稳督导组视频督导检查。早饭、午饭后，接收 登记地直单位以及各县上报的稳定信息；晚饭前，随机抽查地直单位以及各县执勤人员在岗情况，确定各处没有不稳定情况后，向自治区维稳办报平安。两天过去 了，人就像是在坐牢。办公室里的电暖气坏了，没有电脑，除了接打电话，就是看窗外的蓝天白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站在戈壁滩上晒晒太阳。27日晚饭后，我 接到自治区信息说，西藏外的某个藏区有人自焚。随后，自治区维稳办电传区党委文件，要求各地加强警戒。我向带班领导洛桑白姆（地区政协副主席）汇报情况。 第二天，地委就开会再次布置，藏族副书记还到公安处检查执勤情况。达赖确实一直在闹事，想到这，我感到自己待在那儿还是有价值的。执勤人员的敬业态度，也 令我钦佩。在监控室里，部队派来的年轻武警和公安处的女干警，二十四个小时硬是眼都不眨，一直从视频上盯着狮泉河的重要建筑和各个路口。他们没有任何抱 怨，在每天早上倒班时，值班女干警都换上漂亮的衣服，向接班的人开心地道别。

说起“3月敏感月”，内地干部都很敏感。这些内地干部一年到头就过春节回家乡休一次假，但是因为阿里干部少工作任务重，许多干部很晚才休假，回到内 地还没有适应，3月前就要返岗。听上届援藏干部讲，“3·14”事件之前，援藏干部都是4月份才开始返岗的。到现在我们是2月底就要返岗。零下二十多度的 冬季，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早进藏，但是大家知道在阿里维稳的重要性，都按时返岗，没有一个人掉链子。2012年2月，援友张宇的父亲“头七”未过，他就按 时返岗。2013年2月底，援友李伟的父亲病危，他仍然按时返岗，后来父亲去世，临终都没有见上最后一面。2012年2月，河北援藏干部曲景友带着感冒返 岗，病情加重转成肺炎，返回内地治疗，两个星期后又上阿里了。三年援藏，我也经历了不顾妻子手指骨折、自己腿疼治疗和父亲车祸住院的心理斗争，毅然按时返 岗。

作者在中印边境典角边防哨所与藏族排长交谈

清明节期间援藏干部下乡检查维稳工作

阿里的敏感月除了3月，还有7月。7月作为“敏感月”，是因为7月1日是我党的生日，7月5日是新疆“7·5”恐怖事件爆发日，7月6日是达赖生 日。2012年7月初的值班也是我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倒不是辛苦，而是感到愧疚。家属7月初来探亲，人到了拉萨，我都没有去接。当时阿里地委宣传部的副 部长们，有的在内地治病，有的在内地学习，有的在村上蹲点，在单位的领导只有我和平措丹增部长。地区距离拉萨一千七百多公里，坐车来回至少四天，飞机一周 两班，最快也得三天。接人耽搁时间太长，部里又离不开领导带班，我只好心一狠，坚守岗位。但想着妻子这两年在家独自照顾老人孩子，而且一个人装修房子，如 今千里迢迢来看我，还没有人去接，我心里很难受。妻子带着孩子来到陌生的拉萨，没人招呼不说，在拉萨还出现了高原反应，头疼得厉害。因为反应难受，她和孩 子在拉萨休息了两天，本打算在拉萨见我一面就回去，可是等不到我，就冒着反应加重的危险来到阿里。

过去，提到“7·5”恐怖事件似乎离自己很远，到了阿里才感到很近，不是因为我们现在都需要亲自值班，而是那次事件的部分暴徒，确实准备从阿里越境，日土那边就抓住了四五个。“东突”恐怖分子也与达赖集团开始勾结。在阿里防恐是势在必行，来不得半点马虎。

援藏干部与阿里军分区领导一起在典角村慰问藏族残疾学子

在阿里，除了敏感月维稳，还有重大节庆活动以及传统节假日也要维稳。2013年元月，已担任噶尔县委书记的援友程文杰，让两年都没有休假的县长索朗 次仁休假，自己留在噶尔县值班维稳，与县上干部职工一起过春节。贤惠的妻子冒着冬季缺氧和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上阿里陪文杰过年。春节过后，文杰本来准备 和妻子一同回陕西，把身体检查一下，但是阿里突降三十年难遇的暴雪，他就义无反顾地继续待在噶尔抗雪救灾。在去检查灾情时，文杰的车翻了，肋骨受伤，他却 依然坚守岗位，指挥救灾。救灾忙完了，3月敏感月到了，他又开始布置全县维稳工作。从2012年10月份以来，他探索总结出了一套维稳机制，在各行政村和 居委会成立了值班巡逻队，由驻村干部负责，组织基层党员、治安中心户长、五（十）户联保户长、治保委员等多种群防群治队伍，每天二十四小时在辖区范围内进 行循环巡逻工作。特别是“五（十）户联保”措施，在全地区得到了推广，3月份我也被宣传部列入到五户联保名单。记得办公室曲尼让我登记“五保户”，当时很 吃惊，自己怎么成了“五保户”了。原来“五（十）户联保”，是以单位和住宅楼栋为单元，将五户或者十户组成一个维稳小分队，大家每天联系，遇到异常情况及 时反映，下乡（出差）或者出门给联保户长通气，做到相互照应、信息共享、责任共担。

1962年新疆某边防团政委刘少稚在指挥中印自卫反击战

[边境往事]

当地干部把维稳工作称作政治任务，这个政治任务除了防恐值班，还有参与守边。我们第六批援藏干部到阿里后，每年都到边境慰问驻守官兵。2010年国 庆期间，领队田建文带我们到扎西岗驻边连队检查慰问。来自陕西的阿里军分区石顺兴副政委正好要去指导工作，我们便一同前往。车子一路上顺狮泉河南下，在戈 壁石块上颠簸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噶尔县扎西岗乡。驻边战士正在扎西岗寺后面的空地上训练。我们下了车，田建文为战士献上哈达，并询问了训练、生活情 况。半个小时后，我们拐上一个斜坡，到了扎西岗驻边连队所在地。我们都以为到了边境，准备把车上带的蔬菜拿下来，交给战士们。石顺兴把我们拦住了，说连队 这里有大棚，种着蔬菜，让我们先歇歇脚，喝点水，一会儿把菜送给典角边境检查站的战士。典角哨所距离连队不远，即将进入印度驻边部队的视野。为了不给印军 造成思想压力，我们换了乘坐的车辆，都上了军车。我和田建文挤到石顺兴的车上，与他聊起边境的事情。

车子下坡，继续沿狮泉河向前走。石顺兴指着远处最高的一座灰白色山顶说：“那个山脚下就是典角。”

“那座山是中国的吗？”我问。

“现在是印度驻军占领。对方的哨所就建在山顶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印军视线了。”

“安全吗？”

“没问题。中印关系处得比较好，边境上很安定。”他很肯定地说，“但有时候受国际形势的影响，边境上也显得紧张，比如澳门回归、金融危机爆发、南海局势变化等，印度驻边守军会增多。”

“两边士兵有摩擦吗？”

“没有。边境巡逻时有些士兵常见面，都成熟人了。”我和石顺兴聊着，前面变得开阔起来，先前看到的灰白山头在左前方，向南看，远处的山丘逐渐变缓变低。

石顺兴说：“前面就是典角。”

神山转山路上的巨型玛尼石

“典角在平地上是怎么划界的呢？”田建文问。

“那座山头北侧沟里有条小溪，溪水流进狮泉河，溪流以东以南就是印度了。”

谈话间，车子拐上左边的山坡，在一个平台处停了下来，到达典角哨所。下车后，我们依次与藏族排长握手。魁梧的排长脸黑得像非洲人一样，但很热情，笑 起来像乌云后的日出，灿烂得很。哨所东南靠着一个小山丘，小山坡上“毛主席万岁”几个巨大的红字非常醒目。小山丘与后边的灰白大山相比，就像幼儿和大人站 在一起。印度士兵居高临下，我们的一切活动对方都尽收眼底；而对方的哨所在高高的山顶，我方战士根本看不到。田建文显得有些担心。石顺兴笑着说道：“不用 担心，我们哨所平房后面的山坡上有几十公里的地方，山头比那个山头高，我们建有雷达站，派战士昼夜守护。”我们随田顺兴在电脑上一看，果然对方山头的大胡 子士兵看得清清楚楚。田建文很高兴，夸军分区工作做得好。

“就是战士们很辛苦，带上干粮，一天要走几十公里山路。”石顺兴谦虚着，转了话题。

“当初划界的时候，要是把那座山头划给我们多好。守卫起来，多方便。”我说。

“那座山头过去是中国的。中印战争结束后约定双方部队在传统边境上各自后撤二十公里。我方后撤了，当时的印度政府不讲信用，不仅没有后撤，而且在我 方撤退后，越过传统边境线前进了十来公里。我方部队赶紧在典角设立哨所，以防印军继续前进。当时中国处于‘文革’时期，这个问题就搁置了。”石顺兴感慨 道。

后来，我们步行下坡，到前面的典角村去慰问。同行的石顺兴介绍，典角村过去没有人，基本上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从阿里其他地方迁过去的。“这些老百 姓的主要任务就是守边，边境线这么长，靠我们的一个连队是看不过来的。这些年中印友好，双方驻兵倒没有多少事情，但是有老百姓举报达赖破坏分子越境，防恐 成了我们的主要任务了。”石顺兴说着领我们向村主任家里走。看来，石顺兴对村子的情况非常熟悉。

我们又问起了中印战争的事情。据石顺兴讲，阿里是1962年中印战争的西段战场。印军先后沿着狮泉河和班公湖侵入阿里。新疆军区成立自卫反击指挥 部，10月打退了狮泉河路线的侵略军，战事进展顺利。但是11月份，在日土抗击印军时，战事激烈，我方士兵伤亡不少。不过，最后把战场辗转到印度境内，取 得了全面胜利。说到这，石顺兴笑着问我：“谢部长，听过董存瑞炸碉堡的故事吧？”“课本上读过。”“在抗击印军的时候，就发生过舍身炸碉堡的事。”石顺兴 说。在日土的一次战役中，敌人居高临下，碉堡多，我军难进，有个战士在机枪的掩护下，连炸三个碉堡。炸第四个时，炸药包塞不进去，敌人不停地将炸药包向外 顶，这位战士就连胳膊带身子伸进碉堡口顶着，壮烈牺牲。还有一个战士四次受伤不下火线，最后手持机枪战死疆场。听着石顺兴的讲述，我想起了党史对中印战争 中我军革命精神的概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后来查了资料，除了王忠殿炸碉堡，鲍岁丑负伤不下火线，还有许多感人的事迹。

[维稳故事]

在参与守边上，除了援藏工作队的检查慰问，在县上的援藏干部还直接到边境巡逻。特别是普兰县，是中、印、尼三国的交界县，连续两届援藏的黑树林，从 副书记到县委书记，一直负责普兰维稳工作，防恐守边始终走在第一线。2010年9月，我陪同《红旗画刊》的副总编孙广文、执行主编魏晓文到普兰采访时，黑 书记讲起他的维稳故事。

援藏干部与边防军人一起在海拔5500米的中印边境巡逻

2007年7月下旬，黑树林到达普兰县不足一个月，听到有人举报：境外人员裹挟当地民众，在塔尔钦非法修建露天佛像。作为主管维稳工作的副书记，他 想着达赖支持非法修建佛像，负面影响大，就置全身乏力、头疼眩晕等高原反应不顾，主动担任现场组组长，进驻海拔4800米的塔尔钦。他们搭起野营帐篷作为 临时指挥部。时值高原雨季，帐外大风呼啸，伴着阵阵雨雪，寒风凛冽，冻雨彻骨，寒冷和高原反应倒能应对，最艰难的是信众的抵制。当时，在拆佛现场，出现了 上千名不明真相的信教群众，围住佛像，不让干警靠近。有些康巴汉子虎视眈眈，有些年迈老人哭泣、磕头。他们都向境外人员交了钱，几百的，几千的，还有更多 的。在他们心里修佛是善事，现在集了资，却要将佛拆掉，怎么都无法接受。

“单从佛像看，内容本身没有问题，但它背后的问题非常复杂。”黑树林说，“可是跟老百姓很难解释，一旦引起冲突后果不堪设想。”他当时压力非常大， 只有忍耐和坚持，警觉事态发展，慢慢做群众思想工作。他坚守现场，三天四夜没合眼，鼻血长流不止，吐出的都是黑水。在现场做群众工作的土登次仁县长实在看 不下去了，命令两个武警把他从山坡上硬拉下来。最终，拆佛事件得到果断妥善的处理，消除了突发事件带来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是科迦村有两人越境。2011年，老百姓举报科迦村有人越境，一查是一名村官和一位僧人不见了。僧人是达赖煽动的重点对象，两个人都不 见了，难道是投奔达赖了？”黑树林继续讲起这个故事，“我们赶紧发动群众去找，最后发现他们已经在尼泊尔了。在边境上两国的群众很多都是亲戚朋友，找一个 人并不难。”后来，通过与尼泊尔警方协调，县上把人从境外带回来了。经过审查，他们并没有追随达赖，而是迫于世俗的压力，一块儿私奔了。“没想到是一场闹 剧，”黑树林笑着说，“想结婚，喇嘛可以还俗么。”我们听着，也禁不住笑起来。

“这里群众警惕性还蛮高嘛。”年轻的乡党魏晓文感叹说。

雪过天晴，六月的狮泉河镇更加美丽

“有了老百姓的支持，我就不怕了。”黑树林打趣道，“我就是躺在这儿，达赖在那边干啥去了，今天身体怎么样，我都知道。”

他说，2008年“3·14”事件发生后，普兰的局势一度紧张。有一股境外不法分子带着武器，向普兰边境的丁嘎山口靠近，试图越境闹事。那时的援藏 书记杨林，没有考虑回家乡给病逝的祖母安葬，而是及时带领边防连队和公安干警，亲临山口，现场布置防恐任务。随后，带领干部在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住帐 篷，烧羊粪，点蜡烛，顶风冒雨，关注信众动向。当时有上万名信众聚集在神山脚下，鱼龙混杂，情况不明。在这个敏感时刻，黑树林整天骑马来回奔走丁嘎、强拉 等山口督导防恐，一个月下来，屁股都磨出了血，几乎是趴在马背上完成工作。在高原3月的寒冷时节，痛风发作最严重的时候，黑树林无法下地走路，经常拄着拐 杖到哨卡、基层督导维稳工作，被当地群众称为“拐杖书记”。

普兰边境线最长，守边任务异常艰巨。2012年，田建文提前返岗，从2月起就代表地委、行署在普兰蹲点维稳。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强拉等山口，现场指 导维稳，与官兵一起巡逻，同吃同处。长时间在膝盖深的雪地里穿梭，终于把当兵出身的田建文病倒了。一同巡逻的援友卢志华与哨卡解放军苦苦劝说，他才去接受 治疗。可是，田建文打完吊瓶，又继续上山巡逻。两个月来，没有一个恐怖分子从普兰越境，确保了2月藏历年和3月敏感月的和谐稳定，实现了自治区确定的“大 事、中事、小事都不出”的目标。

夏季转场时，老牦牛呆在高处守望着自己的成员

防恐和守边，成本巨大，任务繁重。达赖究竟想干什么？2012年3月由我主持的反分裂教育讲座上，一位内地专家这么说：

“西藏独立纯粹是妄想，这一点达赖当然知道。他煽动独立，无非是想从国际反华势力那儿赚取‘外快’，以满足他贪婪的物质享受，赢得盲目信众的精神崇 拜。近年来，随着‘外快’的减少，达赖频频制造事端。不过，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提高警惕，坚持长期斗争的思想。等到各民族都发展壮大了，特别是广大藏族群 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达赖集团不攻自破。”听了专家的观点，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