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莲湖公园的草坪下，埋着一个德国人，9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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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西安莲湖公园的柳条泛青了。晨练的老人从草坪旁走过，太极扇哗啦啦展开，又哗啦啦合上。没人知道，他们脚下这片松软的土地里，沉睡着一个人。一个德国人。
一、一块铜牌
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1998年冬天。
那天下午，时任《公共关系》杂志记者的我在这座公园的档案室里，看见一块铜牌。51.5厘米长，34.5厘米宽，氧化成暗绿色，上面刻着中德两种文字：1896年10月13日出生于德国努连堡城区，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芬次尔博士之墓，1936年8月14日殁于西安。
档案室的人说，这块铜牌原先镶在墓碑上，立在公园的草地上，‘文革’初期墓碑被毁，有人悄悄把它藏了起来，在柜子里躺了三十多年，我是第一个为它而来的外人。冬日的阳光斜斜照进来，我伸出手，指尖触到那些凹凸的字迹，一片冰凉。
芬次尔。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史书里几乎找不到，但能让中德两种文字并排刻在墓碑上的人，他的故事不该埋在灰尘里。此后多年，我一有空就往档案馆跑，在陕西省档案馆、西安市档案馆查阅民国报刊，去杨凌走访可能知情的老人，一段尘封的往事慢慢拼凑起来。
二、两度来华
芬次尔，全名戈特里布·芬次尔（Gottlieb Fenzel），1896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邦努连堡城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森林里度过的，父亲农闲时带他去林子里捡蘑菇、拾柴火，小小的芬次尔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抬头看阳光从树叶缝隙漏下来，碎碎的，洒了一身。他喜欢树，喜欢树皮粗糙的触感，喜欢松脂的气味，喜欢风吹过树梢时那种低沉悠远的声音。
家里穷，母亲把鸡蛋攒起来换学费，父亲冬天连双新棉鞋都舍不得买，但芬次尔争气，一路读到柏林大学森林系，又考进慕尼黑大学攻读林学博士。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芬次尔穿上军装上了战场，他当过连长，立过战功，亲眼看见炮弹把整片森林夷为平地。1918年德国战败，芬次尔脱下军装回到家乡，看着满目疮痍的土地，做了一个决定：去一个真正需要森林的地方。
1927年，31岁的芬次尔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北伐战争正在进行，芬次尔接受了中山大学的聘书，担任森林系教授。他注重课堂教育，更关心知识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在他的建议下，广东省政府将广州市郊白云山划归中山大学农学院，任命他主持筹建第一模范试验林场，他又提议成立推广部，形成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办学模式。
1928年，广东省森林局成立，芬次尔兼任副局长，此后他的足迹遍及粤中，协助地方开辟了东江、西江、北江、南路各处林场和苗圃。1930年秋，他受命北上考察浙江和东北的森林资源，在东北他正筹划着如何开发利用这片广袤的林海，一封家书从德国寄来：父亲去世了。芬次尔捧着信，站在松花江边，很久没有说话，江水滚滚东流，他没能赶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芬次尔身在德国，心却留在了中国，他时刻关注着东三省的局势，关注着那片他还没来得及好好考察的林海。1933年4月，他告别年迈多病的母亲，再次踏上前往中国的轮船，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西北。
三、三年零四个月
1933年的西北，连年灾荒，赤地千里，八百里秦川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谁还有心思种树？但芬次尔说：‘建设西北，当以林业为首要。’他受聘于刚刚筹建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担任教授兼林场主任，学校的校址还没定下来，他就带着人四处勘察，戴季陶、于右任这些大人物拿不准的事，都要先听听他的意见。
在眉县齐家寨以南、太白山北麓，他发现了一大片荒山，长20公里，宽12公里，约九万亩，他蹲下来抓起一把土，凑到鼻子前闻了闻，又用舌尖轻轻舔了舔：好土，能种树。1933年10月，眉县林场正式成立，之后一年间，芬次尔带着人在三合庄、车场凹、井索沟、磨石沟、齐家寨东门外一口气开辟了五处苗圃，总面积快三百亩，他建立了拦水坝和气象观测站，所用设备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他还从德国引进了航测技术，成了中国实行森林航空测量第一人。
1934年3月，咸阳林场成立，同年10月，陕西省林务局成立，芬次尔兼任副局长，主持工作。他开始玩命了，翻秦岭，上太白山，过汉中，走甘肃，去宁夏，下青海，奔四川，交通不便他就靠两条腿走，语言不通他就比划着问，他在太白山顶看过千年古松，在汉江边上问过砍柴的樵夫，在六盘山腰遇到过大雪封山，在青海湖边差点被野狼围困。
有一次他过渭河，渡船迟迟不来，等得人心焦，芬次尔站在岸边皱着眉头说：‘你们中国人的时间就是多，要是德国人，三天不吃饭都要把桥修起来。’说完他连鞋都没脱，直接淌进水里蹚过了渭河，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脱鞋，他说：‘脱鞋费时间。时间比鞋值钱。’
从1933年4月到1936年8月，芬次尔在中国西北只待了三年零四个月。这三年零四个月里，他主持创办了眉县、咸阳、草滩等多个林场，他以省林务局和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名义修筑了齐家寨至眉县的石路24里，当地群众称之为‘洋人路’，他翻越秦岭到汉中，对陕南森林资源作了深入了解，他草拟出《陕西省林务组织计划》，写下《陕甘川宁青五省林务之建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他的足迹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为整个大西北的林业发展描绘了宏大蓝图。他像一棵树，把根深深扎进了这片黄土地。
四、那个凌晨他倒下了
1936年夏天，芬次尔筹划着要办陇县关山林场，那是个大工程，需要翻山越岭实地勘察。他顶着暑气出发，一路跋涉，回到西安时，人瘦了一圈，脸色发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来看他，劝他去青岛休养，芬次尔摇头：事情还没办完。邵力子坚持：身体要紧。芬次尔勉强答应了，他定了8月14日的车票，准备去青岛。
8月13日下午，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同事赶紧把他送进西安广仁医院，一路上芬次尔还在念叨关山林场的事，念叨那片还没去成的林子。8月14日凌晨两点半，芬次尔突然精神错乱，无法自控，他抓起一把剃刀，割向自己的喉咙。41岁，终生未婚，无儿无女。
陕西省林务局在给省政府的报告中写道：‘在德国损一优秀公民，在我国失一忠诚干员。’
五、一场葬礼
1936年8月15日上午10时，西安卧龙寺，灵堂庄严肃穆，挽联高悬，花圈环绕。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亲自主祭，各界人士数百人前来吊唁，邵力子致悼词，声音低沉而悲痛。他说：‘芬博士系德籍，对其祖国爱护甚深，且对中国林业方面异常努力，并期望中国实业能有相当之发展，藉以达到中国国家之富强，期望中德关系日趋和睦。。。。。。’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陕西各林场均举行仪式，为芬次尔致哀，远方的唁电雪片般飞来。德国驻华大使馆代办电唁：‘惊悉芬次尔博士有精神错乱，自刎绝命，殊深痛惜。。。。。。’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电唁：‘芬顾问规划西北农林事业卓著贤劳，基础方成，长材遽殂，实为极大损失。’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电唁：‘惊悉芬次尔先生自杀身故，异常痛惜，据弟所认识之外人，在中国真正热心爱中国而艰苦从公者，只此一人为最，非仅西北林务一大损失也。’
当时的《新秦日报》《西京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争相刊登芬次尔的遗著和他的事迹。芬次尔的遗骸，经与德国驻华大使派来的代表商妥，安葬于西安市莲湖公园，陕西省林务局拟以芬次尔遗产造一纪念林场，积极派员选择场址。
8月20日，韩竹坪继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不久之后陕西省政府撤销了陕西省林务局。芬次尔逝世后，其母尚在德国，因病常住医院，家境贫穷，陕西省政府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给芬次尔之母一次性抚恤金3000元，他的同事从抚恤金中拿出180元，从上海购回一块铜质墓牌，立于芬次尔的墓前，所余2820元由德国驻汉口总领事转寄给远在德国的芬母。这块铜质墓牌，就是三十多年后我在莲湖公园档案室里见到的那块铜牌。
六、一抔黄土
莲湖公园的茅草亭还在，亭子北侧的草地还在，只是墓碑不见了。我站在草地上，试图辨认墓基的痕迹，脚下的枯草正在吐芽，嫩嫩的，黄绿相间，偶尔有不知名的鸟儿飞过头顶，落在旁边的柳树上，叫两声，又飞走了。
芬次尔当年住在眉县林场井索沟的苗圃，那个苗圃简陋得很，他住的房子四面透风，夜里能听见山风从林子里穿过，他不在乎，照样白天翻山越岭，晚上就着煤油灯写报告。他穿着鞋蹚过渭河，水没过膝盖，他一步一步往前走，上岸后裤腿滴着水，他低头看了一眼，摆摆手：没事，走走就干了。他在太白山顶看原始森林，那些树长了千百年，粗得几个人都抱不过来，他伸手抚摸粗糙的树皮，嘴里喃喃说着什么，翻译听不懂，只知道他眼眶红了。
一个德国人，跑到中国来，翻山越岭，吃糠咽菜，累死累活，图什么呢？图这片土地能绿起来，图这些树能长起来，图几十年、几百年后还有人记得——森林，是需要人守护的。
芬次尔走了，但他留下的东西，远比一块铜牌厚重得多。他的著作，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十八种：《中国森林问题》《西北造林论》《陕甘川宁青五省林务之建议》《甘宁青三省林业之大计》《陕西林务实施办法》《关山林地及其保管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他根据各地情形，一笔一划写下来的，他是德国人，写的是中文报告，用的是中国数据，想的是中国未来。
特别是《关山林地及其保管问题》一书，对三十年代陕西关山林区乱砍滥伐提出深刻见解，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他被誉为‘陕西林业的奠基石’，当之无愧。他去世前一年，曾经写过一个《陕甘川宁青五省林务之建议》，厚厚一摞，他在结论里写道：‘当此世界政治不稳，经济发展生动摇之时，各国均处于严重局面，尤以中国为甚。。。。。。。森林为国家经济重要原素之一，其于长期事业之森林，故不可不从事也。余提出此项建议，深盼贵国当局，积极注意，努力施行，以建立生产事业。将来福利，未可限量矣。’
将来福利，未可限量。他盼的那个‘将来’，就是今天。
七、一年一度植树节
明天是2026年的植树节。杨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里，年轻的学子们也会扛着铁锹、提着水桶走向植树点，他们不知道，九十多年前有一个德国人曾在这片土地上做着同样的事。眉县林场当年种下的树，有些已经成材，被砍了当木材；有些还在，郁郁葱葱，比人的腰还粗。当地老农还记得那个‘洋人’，说他爬山快得很，走路一阵风，见人就笑，嘴里叽里咕噜说着听不懂的话。
当年他推广的造林方法，至今还有人在河滩造林时用着，当年他写的那些报告、建议、方案，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纸张发黄，字迹褪色，但那些观点、那些数据、那些预言，今天读来依然闪着光。前些年，曾有德国友人来到莲湖公园，寻找芬次尔的墓，他们站在那片草地上，四处张望，什么都没有找到。
又是一个春天，莲湖公园的草坪松软了，有草芽悄悄顶开去年的枯叶。很少有人知道，这草坪下面，沉睡着一个人。一个德国人。
他叫芬次尔。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山林。请记住这个名字。
附：我26年前发表在国家林业局《中国绿色时报》、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