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之美 匠人之心 | 从历代饮酒器具的演变见证柳林酒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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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美食还需美器配，如果空有“美酒”而无“金樽”，空有“珍馐”而无“玉盘”，定然会逊色不少。这也说明中国人向来注重器物，大中华风雅的生活方式，更是集中的表现了中国人精致的人生态度和“器物精神”。
对于传承了几千年的酒文化来说，历朝历代的饮酒器具更是琳琅满目，活色生香。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汉代的漆器、宋代的瓷器等等，这些不同时期的饮酒器具也将柳林酒文化的源远流长展露无遗。
周秦时期——青铜酒器与秦饮（第一代柳林酒）
中国是酒文化的发祥地，谷类酿成酒，始于殷。而用来盛酒的青铜器皿也盛行此时。
我们知道，商周时期酒主要用于祭祀和供贵族挥霍，酒具不是一般日用品，而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如《礼记·礼器》篇就明文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zhì），卑者举角”。这一时期，上层社会人士饮酒器具用觯，而底层人士饮酒只能用角。
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
这也说明在商周时期，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用途、不同等级的奴隶主贵族，要使用不同的酒具。而这也造就了殷商时期的青铜酒器种类繁多，体制多样，比如尊、爵、盉（hé）、斝（jiǎ）、觚（gū）、卣（yǒu）、壶、 彝、觥（gōng）等，这些琳琅满目的青铜酒器都足以说明当时整个社会饮酒风气之盛。而由于酿酒业的发达，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中国的酒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的职业中还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这种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
作为周秦王朝发祥地，宝鸡境内文物资源丰富，其中以青铜器为最多，现已陆续出土毛公鼎、大盂鼎等五万余件青铜器，被誉为“青铜器之乡”。而在众多的青铜器具中，周公东征方鼎、西周兽面纹盉、何尊、夔纹禁、妣已觚等青铜酒器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杰作。
周公东征方鼎及拓文
其中，最出名的当属1927年在宝鸡代家湾出土的周公东征方鼎，铭文上首次出现了“秦酓”二字，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说：“‘酓秦酓’，第二酓字指酒浆。……秦酓是酒名。”也就是说“秦酓”即秦酒，是一种由秦人或自秦地生产出的酒浆。而现在的柳林酒就产自陕西省凤翔区，而这里也正好是殷商晚期的秦地位置所在，这被看作是关于柳林酒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品牌酒。
而在庆功祭祀中用“秦饮”来表达对神祗的敬畏，也充分说明当时社会对酒的重视。但随着商王朝的覆灭，周秦以后青铜酒器也逐渐减少，除了青铜器酒具之外，另有少量的漆器和象牙制成的酒器慢慢得以流传开来。
汉至南北朝——漆器与秦州春酒（第二代柳林酒）
汉朝时期，国力空前。秦酒（即今柳林酒）已名传遐迩，“饮酒之风”盛行。自张骞凿空西域之后，秦酒更是借着丝绸之路远销西域诸国。据《凤翔县志》载：从汉高祖至文景帝年间，祭五畴活动曾十九次在雍城举行，朝廷文武百官、骚士墨客日夜畅饮秦酒，秦酒此后代代相传。
南北朝时期，国家动荡，但社会风气和文化却繁荣发展，人们的思维也极为活跃，其中以“竹林七贤”最为出名，他们喝酒、纵歌，肆意酣畅。文人的风雅情趣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也与当时“酒禁大开，允许民间自由酿酒”的社会风气分不开。
竹林七贤
此外，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更是总结了前朝传统制曲和酿酒方法，其中就包含“秦州春酒”（即今柳林酒）的制曲方法，以及如何择地、选粮、用料、制曲、酿酒等整个工艺流程，还重点记载总结了8例制曲工艺、40余例酿酒工艺。因而《齐民要术》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百科全书”。而“秦州春酒法”的制曲技艺的普及，使得柳林酒成为当世名酒，香飘古今。
《齐民要术》系列丛书影印件
而与这种社会风气相对应的就是饮酒器具上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即青铜酒器和漆酒器并重发展，北方更着重青铜酒器，如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酒器，镶金错银，嵌入绿松石等，极尽奢华。而南方则更着重漆酒器，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大批漆器，彩绘鲜艳，花纹飘逸洒脱，富有神秘感，堪称漆酒器中的极品。除青铜酒器和漆酒器外，还有少量金银、玉、瓷、玻璃、象牙等酒器，陶酒器仍有存在，多为大型贮酒器，如刘胜墓中出土的大陶酒海。
西汉时期鎏金银蟠龙纹铜壶
到了西汉末年和魏晋时期，青铜酒器逐渐衰微，漆酒器日益兴盛。汉代的漆器包括鼎、壶、钫、杓、樽、盂、卮、杯、盘等器皿，种类甚多。另外漆器还增加了大件的物品，如漆鼎、漆壶、漆钫等，并出现了漆礼器，以代替铜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画钟、漆画钫和漆耳杯等就是当时漆酒器的代表。
彩绘云纹漆钫（汉）
同时，汉代宫廷多用漆器为饮食器皿。作为饮食器皿，漆器比青铜器更具优越性，故为汉代统治阶级所爱好，制作极精细。汉之后漆器开始走向衰微，漆器质量有所下降，其原因就在于瓷器的兴起，并迅速受到人们的关注。
唐朝——瓷器、金银酒器与柳林酒（第三代柳林酒）
唐代，多民族融合发展，空前的文化繁荣也造就了整个社会的饮酒风气。至盛唐时期，酒文化尤为繁盛。据记载，在唐代，酒的种类繁多，约二三十种特色酒品，比如桑落酒、葡萄酒、柳林酒、菖蒲酒、桃花酒、竹叶酒、石冻春等。另外，当时的酒已经有醇烈、甘辛、浓淡、清浊等酒味上的区分。
唐代宫廷夜宴图
唐代酒文化繁盛，自然也影响了人们的民风和生活方式。在当时，各地均有酿酒作坊，在原凤翔县柳林镇，就有“烧坊遍地，满城飘香”的记载，而柳林镇的柳林酒更有着“开坛香十里，隔壁醉三家”的赞誉。由此可见，酿酒已经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
唐高宗时期，吏部侍郎裴行俭在护送波斯王子回国途中途经柳林镇，被柳林酒的香味所折服，遂赋诗一句“三阳开国泰，美哉柳林酒”，以此来抒发自己对柳林美酒的喜爱之情。后回朝更是向唐高宗力荐柳林酒，柳林酒遂成为宫廷御酒，享誉天下。
唐吏部侍郎裴行俭雕像（凤翔区柳林镇）
唐代社会风气的开放与包容，造就了酒文化的欣欣向荣，也使得酒器的发展更加丰富多样，形成了以瓷酒器为主，金银酒器、玉器、陶器、漆器为辅的基本格局。
说到瓷酒器，早在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有白瓷和褐瓷之分。到了唐代，一种全新的饮酒器具——唐三彩的出现，着实惊艳了世人，堪称当时制瓷技艺的天花板。
同时青瓷和白瓷酒器也广为流行，有人赞颂唐代白瓷，写道“大邑烧瓷轻且坚，好似美玉天下传。”由此可见唐代白瓷的制作工艺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唐代的瓷制酒器品种较多，样式也极为新颖奇特，主要有联体壶、执壶、盏、杯、碗、盅、双耳瓶等。
另外，玉器、金银酒器等其他类型的饮酒器具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如“葡萄美酒夜光杯”中的“夜光杯”即是一种十分精美的玉器。
在日常生活中，金银酒杯、酒壶也很常见。这些在唐代诗人的诗作中多有体现，比如刘禹锡的“影近画梁迎晓日，香随绿酒入金杯”，白居易的“弦吟玉柱品，酒透金杯热”，王维的“金杯缓酌清歌转，画舸轻移艳舞回”等等，都是唐代酒文化的体现。
宋代——瓷器与橐泉酒（第四代柳林酒）
宋朝，是一个风雅的时代。上至士大夫贵族，下至百姓，其日常的生活方式就是斗茶、斗酒、吟诗、插花、作画，而这种风雅的生活方式也造就宋朝鼎盛的酒文化。
欧阳修在著名的《醉翁亭记》中就写道“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座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这即是当时社会风气的真实写照。另外，在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一书中，也有对当时汴京繁华市井生活的相关描述，酒旗飘飘、酒肆林立，各种酒事活动妙趣横生，北宋奢靡的饮酒之风可见一斑。
据张能臣著的《酒名记》记载，宋代天下酒名多达二百多种，其中有皇亲国戚家的酒中珍品，也有百姓的席上佳酿。如高阳正店的“流霞”、任店的“仙醪”、仁和店的“琼浆”、矾楼的“眉寿”、“和旨”等等，当然还有产自陕西凤翔区域的“橐泉酒”（今柳林酒）。
凤翔区苏轼雕像
北宋仁宗年间，苏轼任凤翔签判一职，出于对柳林酒的喜爱，期间为了发展凤翔酒业、振兴柳林酒，他专门向朝廷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凤翔酒业的措施。“皇帝准奏”，改变了在凤翔酒业上官府尽收“遗利”的做法，将一部分酒利让给民间，使凤翔酒业大振，“酒税收入在天下诸州酒税定额中占居第三位”，凤翔遂成为全国著名的酒乡，柳林酒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也正是在苏轼的极力扶持下，柳林酒的名气也更加响亮，世人皆以饮柳林酒为荣。
繁荣的饮酒文化也造就了宋代瓷器的鼎盛。在饮酒器具上，宋代则完全以瓷酒器为主，并且宋代的瓷器绝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高峰，给人呈现出一种极致淡雅的美！
在宋代，官、定、汝、均、哥五大官窑的兴盛，都生产了大批精美的瓷制酒器。酒器的器型主要有经瓶、杯盏、温碗注子和倒装壶等几十种样式，其中最常见的是瓜棱酒壶。
到了明清时期，酒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饮品，在饮酒器具上，明清时期依然延续了前朝的瓷酒器和金银酒器的传统。明代以后景德镇成为最主要、规模最大的窑厂，延续明清两代五六百年而不衰，该地区所烧造的白釉、青花瓷器颇为著名，不但享誉国内，而且成为国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除了瓷质酒器外，明清的帝王显贵们对金银酒器和玉酒器依然钟情不减。明朝万历皇帝非常嗜酒，文献记载他“每餐必饮，每饮必醉”。定陵出土的陪葬品——金盖金托玉碗，明显不同于其他墓葬出土的玉器皿，给本身雅静内敛的玉器添了许多华贵的色彩，尽显皇家风范。
总而言之，作为酒文化的承载者，酒器的发展，也是文化的发展。不管是夏商周时期沉淀厚重的青铜酒器，还是金碧辉煌的金银酒器，又或者优雅婉约的瓷质酒器，都体现出我们中国民族独特的酒文化历史，更体现出柳林酒文化和技艺的渊源流长。跨越千年历史长河，在当下依然飘香的柳林酒，也将秉承着“为世界酿一杯好酒”的愿景和使命，让这一杯文化名酒发扬光大，香飘世界！
